简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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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04月04日 星期六

对话简繁：我无意于“隐秘”的披露

生之前死之后，没有“我”这个人。所谓的“人”和“人生”，不过是瞬间的幻景。但是，当下的活着，却又这么真切。

谈写作决心

绝交

我本意不在揭露“隐秘”。“简繁”与“丁绍光”的关系，已超出个人恩怨的尘世表象，成为“人”与“人”的大我例证。

新京报：书中，你说“为写《沧海》是做好了各种准备的”。面对可能的回击和讨伐，你都做了哪些“准备”？写《沧海之后》，也有类似的准备吗？

简繁：写《沧海》，完成海老生前的嘱托，对生命和历史做交代，我抱定的是写完即可死的信念。所谓准备，就是“不在乎”。谁爱怎样怎样。

《沧海》三部曲刚一出版，海老和徐悲鸿两边的“组织”、关系人和家人，就写信告状，给出版社施压，要求封存《沧海》三部曲。再而，“组织”、“权威”和海老的家人，试图“釜底抽薪”。运用诸如海老女儿作证，权威考证，组织公布我的研究生档案等手法，否定我是海老的研究生，论证《沧海》是骗子捏造的谎言。我人在国外，远离中国，任何“回击和讨伐”，对我没有根本的意义。所以，对于所有的打击、泼脏水、釜底抽薪，我或置之不理，或以“公开信”的方式正面回应。

《沧海之后》的心理准备主要是关于丁绍光：做好了丁绍光与我绝交的准备。我于1990年来美，丁绍光是我唯一交往至今的圈内人、合作者和玩伴。丁绍光一直关注着我的写作。他明了我的写作状态和原则，清楚自己将会被我“剥得精光”。他一直试图影响我的写作倾向。多次要送重礼给我。被我婉拒。我告诉他，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我不可能替你消灾。如果那样，于我，不用再写了。于你，也不少我一本广告传记。

在写作的最后两年，我阻断了与丁绍光的联系。我杜绝干扰和打探。去年五月，书稿修改完成，我主动给丁绍光打电话，去他的乡野居所做了坦诚的深谈。约定丁绍光写一篇畅所欲言的“后记”放入书中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丁绍光没有交出“后记”。

丁绍光其实很挣扎，他的理性认知和现实权衡之间的落差太大。《沧海之后》成书之后，我请出版社用国际快递给我发来两本样书，其中一本准备送给丁绍光。等我与丁绍光联系送书时，他已请女儿从国内网购了快递给他，读到一半了。

我们约定，丁绍光读完之后，若能消化得了，就给我打电话。他若不给我来电话，我就不再打搅他。

从我来讲，丁绍光若从此与我绝交，我早有思想准备，会坦然接受。但他若能消化掉我的真实记述，继续与我做朋友，余生我会用心珍惜他的友情。

新京报：丁绍光先生说读完《沧海之后》，要和你“好好地聊”。你们最近有联系吗？

简繁：丁绍光说这话的时候，距离春节还有二十天。时至今日，三月份已尽，丁绍光还没有给我来电话。我理解丁绍光，他需要时间消化和调整。

丁绍光在自己虚构的幻景里生活了二三十年，忽悠别人的同时也把自己给忽悠了，他已经习惯了幻景里的角色和扮相，突然之间黄粱梦醒，发现自己一无遮掩地裸立于大众之前，一时间的不适应乃至恼羞成怒，可以想见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新京报：我注意到，你谈人生，谈美术界包括丁绍光时，都用到一个词语——“幻景”。你怎么理解它？

简繁：我时常想，在浩瀚的宇宙里，地球是何等的渺小啊！我们的生命又何等的短暂啊！

我十六岁那年，母亲去世。而后不断有亲友去世，我逐渐领悟，即便是这般短暂的生命，也是极其虚幻的。生之前死之后，没有“我”这个人。所谓的“人”和“人生”，不过是瞬间的幻景。但是，当下的活着，却又这么真切。

我在美国至今不用手机。家里的座机，一年接听的和打出去的电话都在个位数。除了极少数的朋友间偶尔问候，我几乎不与外人联系。我清楚“我”是怎么一回事。“我”该怎么“活”，“我”能怎么“活”，“我”的“价值”何在。

完成了《沧海之后》，了却了人生一件大事。余生我会更加专注，照顾好家人，画好“我自己”，在亲情、绘画里，修行成佛。

谈亲情影响

白卷

我已不想再痛苦地追忆、痛苦地怀念、痛苦地拷问、痛苦地自责了。

新京报：新书前两章，你写到亲情的暴力，比如二姐的“邪恶”、“刻毒”，有孕在身的大嫂被她抓住头发拖在地上打，而周围的邻居却多次“展现了善良的人性”。这些看起来显得相悖的事实，你有怎样的体味？

新京报：从亲情的角度来说，你对人性有怎样的理解？

新京报：1958年，你和母亲坐火车去舅舅家借粮食，却因为没票风雪之夜被赶下火车，这些经历对你的人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？会因此形成一种“性格局限”吗？

新京报：幼时的经历，是否也在决定与丁绍光翻脸时起到了某种作用？

简繁：请原谅，对于这些问题，我要交白卷了。刚刚结束《沧海之后》十三年漫长而艰辛的心路煎熬，我才尝试着走出抑郁，试图放下，“亲情与人性”这个题目，又让我百感交集，怅然神伤。我已不想再痛苦地追忆、痛苦地怀念、痛苦地拷问、痛苦地自责了。

丁绍光（1939年6月7日－），美籍华裔画家，现代重彩画大师。1962年，他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任教于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，期间开创了中国现代画坛知名的云南画派。1979年他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了壁画《美丽、富饶、神奇的西双版纳》。1980年赴美，任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系。1992年他的作品《白夜》被佳士德以200万港币售出，创下了当时中国在世画家画作的最高拍卖价。同年出任美国中国美术家协会会长。1993年至1995年间三次成为联合国代表画家。1998年为上海大剧院创作壁画《艺术女神》。2011年他又使用30万块玻璃为上海文化广场地下音乐厅创作了总面积达334.75平方米的巨型壁画《生命之源》。简繁于1990年去美国，丁绍光是他唯一交往至今的圈内人、合作者和玩伴。简繁觉得，丁绍光是当下中国画坛的一个符号性人物。他希望通过描述他和丁绍光的真实人生经历，客观展现中国美术家随时代大潮悲欢沉浮的命运。

■ 书摘

母亲哺子与艺术真义

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住在菜市场西边的巷子里。下午放学去他家做功课出来，在菜市场西门口，看到一个年轻的农村女人，二十来岁，要饭的，蓬头垢面，坐在墙角的地上喂婴儿。

墙角肮脏不堪，却能避风。婴儿顶多满月，很弱小，哭起来，小脸拉开条条皱纹，像个新生的猴儿。年轻的母亲拿起身边破碗里干硬的半个窝窝头，用力小心掰下一块，在自己嘴里咀嚼黏了，吐出来，塞到婴儿的嘴里。

母亲的衣服破得厉害，双乳袒露，裤裆洞开，清楚地显出私处。围观的人渐多。那时我十岁，懵懂对女人的私处好奇，挤在围观的人群中偷看。母亲旁若无人，专心喂她的孩子。

这幅母亲哺子的画面，我一生无数次地回想起。年岁越长，生活阅历越多，想起就越感到心痛。

一次驱车去丁绍光乡野居所的路上，看着车窗外浩渺无垠的戈壁荒漠，烈日下闪烁着被火烧过一样的炫目焦黄，顽强而生的褐绿色灌木，星点散落其中。我想起了这个年轻母亲哺子的情景，感动而泣。

丁绍光的成功在于表现母爱。他的作品富丽堂皇，花团锦簇，仙女般的美丽母亲，拥着天使般的可爱婴儿，置身于天国般的圣洁繁华之中。他自己形容和评论家们赞美，都说这是表现人性的美，母爱的伟大，是人间的《欢乐颂》。结识丁绍光之后，我经常把他的作品与我心中的这幅画比较，思考真善美和艺术的真义。

——摘自《沧海之后》

谈明确自我

活着

真实直言当下的“生命”，才让我觉得自己是个“人”，“活”着，而且可能会“永远”活着。立足于“人”和“永恒”，没有什么值得我不敢真实直言的。

新京报：你写道，“自研究生毕业被海老留做助手，我的人生就像被绑架上了云霄飞车，失去了自我掌控”。按照一般理解，一个出身低微的学生阴差阳错地成为刘海粟的助手，不正是掌握人生的一个机会吗？

简繁：《沧海之后》的责任编辑付如初博士说我像中国版的于连，在巨大的人生跨度中，经受了太多人格和人性的考验。时隔三十多年回头去看，我未能很好地经受住考验。我骨子里的卑微，不自觉地膨胀为虚妄、愤激。与领导的关系，同事的关系，老婆、学生的关系，方方面面的关系，都弄得很糟。最后，竟然直接与海老闹翻，不得不离开南京去了深圳。再而又被迫离开深圳，铤而走险来了美国。

新京报：那么，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意识到自我？《沧海》写完后，能“自我掌控”人生吗？

简繁：这是一个渐悟的过程。虚妄的膨胀，是我认识自我的开始。之后，去深圳下海，来美国“洋插队”，人生积累归零，历经生存绝境。到了决心放下一切，不顾生死，闭关写作《沧海》时，我自己是怎么回事？我的价值何在？如何实现？已经明确并能掌控。

否则，写作和修订《沧海》，前后八年，几乎没有收入，在看到结果之前，一切都是未知数。没有决绝的意志和“自我的掌控”，是无法完成的。

新京报：我看你的新书和博客文章，感觉你还在意人们包括媒体对你的看法。那么，你如今给自己的定位是怎样的？刘海粟唯一的研究生，一名画家或者一个真实敢言的人？

简繁：是的，我远没到不看、不听、不说、无觉无知的境界。那样，我就不会花八年的时间写《沧海》，又花了十三年的时间写《沧海之后》，写了，也不会出版。

遁居在异国的“山洞”里，通过博客，看看故国的人还记着自己谈论自己，兴之所至，做点交流，是件趣事。自闭关写作《沧海》，至今二十年了，我已经习惯并喜欢一个人自处。但我终归是人，难免会有想到有人的地方散散步，找个人说说话的时候。我与真实的人几乎没有了交流的兴趣。博客是虚拟的，交流的对象亦真亦幻。感觉不对了，或是没了兴趣，可以消失，或让对方消失。

如何定位自己？准确地说，是画家，更准确地说，是水墨画家。画家，是我的职业，是最适合我的活法。水墨，则是我相对自信的方式。“刘海粟唯一的研究生”，是形容词，是我作为一个画家的教育背景和师承关系；“真实敢言的人”，也是形容词。在真实生活中，我懒得与人交流。但凡动笔，不管是行文还是作画，我都会直书我心。也只有真实直言当下的“生命”，才让我觉得自己是个“人”，“活”着，而且可能会“永远”活着。立足于“人”和“永恒”，没有什么值得我不敢真实直言的。

新京报：在审视和“揭露”中国美术界的林林总总之后，是否有什么是你始终坚信的或者说是你所钟情的“永恒”的一部分？

简繁：归根结底是“人”。文学是人学。绘画也然。当年，跟在海老身边，听他讲的最多的是“人”。“人”的意义，“人”的价值，我们为什么是“人”？“人”是什么？后来写《沧海》，几乎没想过“文学”，一心就是想把“人”写清楚，把“活”写清楚。大师、凡夫，都是“人”。文学和艺术，是“人”的衍生物。没有“人”，一切皆无。

谈“裸体”呈现他人

死去

活着的，会死去。死去的，其实都还“活”着。我不会因为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的死去或活着而下笔有碍，牺牲书的“永恒”价值。

新京报：《沧海》“裸体”呈现了刘海粟、徐悲鸿，书出版时，他们都已故去。这次出版《沧海之后》，呈现的是丁绍光等，他们都在世。写作对象的这种差异，会给你和你的写作带来什么不一样的影响吗？

简繁：没有区别。活着的，会死去。死去的，其实都还“活”着。海老和徐悲鸿去世了，他们的家人、组织机构、利益团体仍然主掌着中国的美术界，影响力甚至大过现在活着的丁绍光这些人。而“丁绍光”等一干当下活着的人，包括“我”，都毫无悬念地会死。

我写作《沧海》和《沧海之后》的着眼点是一样的，由永恒的生命虚幻，记写当下“人”、“活”的真切。我唯一的关切，是生生不息的大我之“人”，我不会因为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的死去或活着而下笔有碍，牺牲书的“永恒”价值。

新京报：有一篇在网络流传甚广的评论说，中国美术界“都在骂范曾，都想当‘范曾’”。对这一观点，你有何评价？

简繁：我理解你的意思。芸芸众生，熙来攘往，这很正常。但“都想”太绝对。老实说，我就不想。

我这样说，会招骂，说我酸葡萄，阿Q。但我自己明了，“人”的价值的体现，除了葡萄，还有苹果或其他。我举另外一个人做例子，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接受。陈丹青有没有骂过范曾我不知道，但他一定不会想当范曾。

谈时代裂变

欲望

人变得油滑、浮躁，弄虚作假，唯利是图，大言不惭，厚颜无耻，一时间覆没了美术界、艺术家。

新京报：你多次使用“时代裂变”这个词语，那么，在中国美术界，在艺术家身上，这种“裂变”又是怎样一番情形？

简繁：中国人穷得太久了，猛然遇到经济腾起，“人”的欲望犹如原子弹爆炸般被激发。不择手段地掠取财富、囤积财富，成为“原始积累阶段”的共同特征，美术界、艺术家，是其中的一部分。

最近十多年，在经济热潮之中又突然膨胀起史无前例的书画热潮，但凡有点名头的画家都成了资金的追捧对象，发了财。人心因之变得油滑、浮躁。弄虚作假，唯利是图，大言不惭，厚颜无耻，一时间覆没了美术界、艺术家。

新京报：当我提出上面的问题时，想起你评价丁绍光时说，作为一个艺术家，丁身上有太多商人习气，但面对真正的商人，又表现出艺术家的秉性。这是否也是一种“裂变”？

简繁：丁绍光从名不见经传，突然如日中天，正是他抢占先机，娴熟地运用了商业推广手段的成果。

丁绍光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去北京办了一次画展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画展开幕的盛大“国宴”。那时候文化人、艺术家，吃个鸡蛋要小心盘算，一双袜子补了又补，乍然面对经济大潮，正彷徨、挣扎着，丁绍光谈笑间一掷几十万，顷刻摧毁了文化人、艺术家的清高、矜持，把“东方的毕加索”、“世界著名艺术大师”、“云南画派之父”，放到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上，让文化人、艺术家既羡慕又嫉妒，百味杂陈地吞下肚。丁绍光了解中国文化人、艺术家的心态，懂得财富的力量。一时间，整个北京和中国美术界都在谈论丁绍光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，画展本身已无关紧要。炫富，让丁绍光在中国一举成名。当时，刚从洛杉矶回到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华其敏给我写信，谈到丁绍光在北京掀起的财富旋风，横扫了整个美术界，很是感慨：“平日里仰面向天的精神贵族们，人人为受邀出席丁绍光的国宴为荣。”

时至今日，丁绍光为什么在中国神话不再？除去艺术不被认可，根本的原因，是今天中国的艺术家比他富有的比比皆是，丁绍光在中国已是“穷人”。而他利用时空差，无中生有，天地挪移的忽悠手法，在今天的中国，随便一个阿狗阿猫都比他玩得更放肆更彻底。他这个玩弄“假大空”的祖师爷，已被后浪拍到沙滩上。

丁绍光与真正的商人打交道时，目的是推销自己的作品赚取商人的财富，他要端着，摆出高高在上的“艺术大师”的架势，上天入地，夸夸其谈，请商人入瓮，慷慨解囊。而商人之所以是商人，把别人的财富变成自己的是他们的本能。商人看破不点破，顺势把丁绍光当做乌鸦恭维着，骗他嘴里的肉。

丁绍光作为“海归”的先行者，在中国上天入地忽悠了二十多年，又赶上史无前例的书画热潮，时至今日，他赚足了吆喝，却快赔光了家底。

新京报：在这种环境下，袁运生倒很典型。他回到国内，不像在美国时经常揭露和批判，而是沉潜做事，一头扎进艺术教育，因为他“认识到一个问题，批判性和对抗性仅仅是一种姿态，代替不了建设”。你如何看待他的这种转变？

简繁：袁运生原来非常“崇洋”的。他的画，即便是中国的水墨画，西方的神韵也占主导。但他到了真正的西方，从开始的被对方猎奇热捧，到后来被冷落遗弃，从中悟出道理，必须走“中国自己的路”。对于中国的不足，不是站在西方的角度挑剔和批判，而是立于人类的制高点予以补足、建设。作为搞教育的，他试图从根本做起，建立“中国自己的艺术教育体系”，具体说素描教具，他就在尝试用中国的古代石雕代替西方的石膏像。

新京报：你自己揭露美术界之后，也就是“破”之后，有没有想过“立”的问题？

简繁：我没想过“破”和“立”的问题。现在听你这么问了，我恐怕还是不会去想。我写《沧海之后》的状态比写《沧海》时更纯粹，更决绝。人生百年，文可传世。我就是想把自己为“人”一场的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。绘画不具备这个功能。

在写作接近尾声时，我差一点发生死亡车祸，如果那时候死了，我会不甘心，会闭不上眼。现在，《沧海之后》捧在手里，我比当初拿到《沧海》时更感踏实、知足，死可瞑目了。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，我是“个体户”，远居异国，但求独善其身。好好陪女儿长大，好好照顾她的妈妈，好好画好“我自己”。余生别无他愿。

简繁谈刘海粟

单独谈海老，他再伟大，毕竟是人，难免有人的局限。但是与丁绍光这些俗人相比，海老就太伟大了！最根本的区别，海老有理想，他们没有。他们纵然把理想描绘得天花乱坠，最终还是为了骗取现实。当年，海老常跟我说“人”。他说，要懂得艺术，先要懂得人。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我，伟大的人，可以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卑微地活着！海老困坐美国老人公寓的景象，他凝重、悲壮的目光，在我的心中像巨大的天幕，映照着当今社会的浮躁与贪婪。

——摘自《沧海之后》